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成立。图为工作人员悬挂庐山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旁是刚刚取下的星子县人民政府的牌子。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这些天,作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的李辉很忙,很多网站、报纸争相采访他。“这说明国人如今对像地名这样传承地方文化符号的东西更重视了。”在人民日报社编辑楼的咖啡厅坐定,李辉笑着解释。29年前,李辉写下《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反对将徽州改为黄山。今年4月,借全国开展第二次地名普查契机,李辉再次撰文《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引发黄山是否复名徽州的大讨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名时有发生。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也改为播州区。同时,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改名?为何要复名?相关社会学家表示,地方改名涉及复杂利益博弈,它不一定等于发展,政府决策应吸取专家和群众意见,减少改名导致的割裂传统等负面影响。
地方复名
利益纠葛还是赓续传统
“曾听某省民政厅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台湾老兵让孩子回来寻根。孩子归来,却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经过民政厅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地名。这位老先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标。’”
李辉说,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他,“中国人都有寻根观念,一个地方地名和当地文化、家族传统相连,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更是如此。”
早在1996年,李辉便呼吁将荆沙恢复为荆州,两年后,荆州地名恢复。2001年,李辉撰文《襄樊何故称襄阳》,推动襄阳复名。但由于襄樊这一名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整个更名过程持续了近10年。
对于襄阳复名得以实现的原因,李辉表示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响应。“对于襄樊这两个字,尤其是当地政府到海外招商时,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不知道在哪里,对新地名没有认同感,这是襄阳复名成功的关键。”李辉说。
徽州更名黄山市已近30年,其复名意义何在?李辉认为,徽州区域性文化的丰富性在全国也十分少见,比如徽派建筑、徽墨、宣纸、徽商,都是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如果这个地名能够恢复,对中国各地今后地名的稳定性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李辉说。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对此颇为赞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陆续被发现,被称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此外,研究徽州商帮、民俗等的徽学,已成为与敦煌学、藏学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而这一切,是‘黄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
近年来,安徽民间要求恢复徽州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当地政府的态度令人玩味。
今年4月,黄山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接受人民网安徽频道采访时表示,更改市级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民政部门,将深入调研,尽早提出建议。而在2014年,该局回应《省长,我建议把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的群众来信时则称:“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行政区划改革和地方财税利益分配和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是安徽省枞阳县人,他对本报记者表示,行政区划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后,复名“徽州”就不是简单恢复一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涉及行政区划问题。不过他同时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地方改名
整合资源还是刮“复古风”
除了恢复地名,一些地方也在进行改名。
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当地民众争相来到市政府门前拍照留影。改名后的庐山市由江西省直辖、九江市代管,此次改名还涉及将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原星子县被撤销、其下的蓼花镇也更名为星子镇等。
为何要进行此次改名?九江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此前围绕着一座庐山,有庐山管理局(管理景区33.8%面积)、庐山区(管理景区28.6%面积)、星子县(管理景区33.1%面积)、九江县(管理景区4.5%面积)4家单位分割管理,导致“山上山下”不一样、“山南山北”不一样。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庐山各界便开始了设市的动议。此次调整前,九江市各级政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经过广泛调研,大多数老百姓都赞成设立庐山市。
九江市委书记杨伟东表示,换个“马甲”其实不简单,应该看长远。庐山设市后将努力做好“环庐山、大庐山、泛庐山”文章,实现“1+1>2”的效果。
除了统一资源和管理,算文化账也是一些地方改名、复名的动因。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改设播州区,并对相关镇进行改名。据介绍,播州一词从唐朝贞观十三年出现,到明万历二十八年结束使用,前后存在了960多年。
遵义县县委书记黄国宏说,新的播州区将从以往的“单打独斗”融入遵义全市发展的“大合唱”舞台,有利于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借传统文化、借依傍古人等进行“复古改名”的现象。例如鹿邑县欲改为“老子县”、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则在古装电视剧《琅琊榜》热播后悄然更名“琅琊阁”,一些地方更是为了“西门庆故里”之名争得面红耳赤。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表示,像涉及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相应的改名问题,政府决策应努力追求更加科学,多吸取专家和群众意见,避免给群众留下“关起门来决策”的“拍脑袋”印象。
陆益龙也认为,借古人、名人、名山大川等改名、复名,在短期看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但从一个地方的长期发展来看,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经济政策,找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正途。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彭训文采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