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泛滥得到根治，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想。

纵观历史，黄河的三次大改道所带来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改变，往往还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

■杨明

第一次大改道

河道演变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

大禹治水后形成的“禹河故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很稳定的。不过，当时整个社会却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取了帝位，远古的“禅让制”就变成了“家天下”，从此以后，部落之间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厮杀征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的产生。

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一度多达数百个，而此时的黄河也由大禹治水初期的低洼河道逐步向“地上河”转变了，各诸侯国也开始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大量地修筑黄河堤防以抵御洪水。

这一时期，大陆泽产生了严重的淤积，不断抬高的洪水位使得黄河经常发生满溢或溃决。特别是北面的淤高不断增加，这也使得黄河河道有了持续南向迁移的趋势。

禹河故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整个河道大概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按今天的说法，改道后的黄河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山东德州等地，经沧州北而东入渤海。这条流路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我们不妨称之为春秋西汉河道。

这次改道是黄河下游河道发育演变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黄河基本上是在禹河故道以南迁延演变，海河流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酝酿，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水系。

第二次大改道

狭隘私心难以维持长久统治

西汉历经十五帝、二百余年，在家国飘零之际，终被王莽篡位。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上天似乎也对其大逆不道不满，黄河迎来了汉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决口——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决口，黄河在西汉河道的基础上，继续向东南方向摆动一百多公里，夺漯水而入海。

清人胡渭将这次决口后形成的新河道认定为黄河史上第二次大改道。在《汉书·王莽传》中，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记载，此次决口地点正是王莽的老家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他一开始是担心河水会淹没他家祖坟，当看到河水没有继续北侵，而是向东流去，就决定不筑堤堵水了。

黄河改道后，夺漯水而东流，经顿丘(今河南滑县)至滨州入海，西汉的故道从濮阳至东光就变成了枯河，后人称已经干枯了的这一段河流叫王莽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大概是走了古漯水的流路，相对于西汉河道而言，距离入海口更近，几乎呈直线状流入渤海。后来的史实也证明，这是一条非常稳定的入海通道。

每次黄河大改道必然会伴随着大范围地区被淹。应该说，王莽政权对此也并非毫无作为。在其当政期间就曾多次集合全国水利精英商讨研究河患问题，众人也奉献多种应对方案，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其结果并不难想象：皇帝有他的私心，再多的策论也陷于空谈，因此没有一种措施能够有效实行。

这次改道给王莽政权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洪水所到之处产生大量灾民，后来也都成了起义军，并最终招致王莽政权的灭亡。

实际上，从王莽对黄河治理的狭隘私心也可以看出其统治难以长久，仅在位15年就被南阳豪强刘秀的起义军赶下台。或许是因祸得福吧，王景也正是在王莽时期所修的河道基础上完成了传奇般的黄河千年之治。

第三次大改道

洪灾加剧酿成了北宋灭亡

赵宋王朝开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河仍然大致沿着王景整治后的东汉河道(北宋称之为“京东故道”，因其流经京东省级行政辖区而得名)行进。

时间来到景枯元年八月，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河径直向东北方向分流，经河北大名至滨州入海。黄河自此离开行水千年的东汉河道(京东故道)，形成了所谓的“横陇河道”。“京东故道”和“横陇河道”基本上被归入“东流”的范畴，在宋代后来的历次治河争论中多次被提到。

横陇河道淤塞十分迅速，仅仅行河十余年便“高民屋殆逾丈”，且极不稳定。庆历八年(1048年)，还是在濮阳，在横陇决口点上游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今沧州北，宋时与辽国交界)入海，其所经行的路线称“北流”，清人胡渭在总览历代黄河河道演变史后，认定此为黄河的第三次大改道。

第三次大改道拉开了多灾多难的宋代黄河史的序幕，自此到北宋灭亡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三十多次重大的决溢事件，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洪灾。

严重的决溢往往伴随着朝廷内部纷繁复杂的争论，由于难以迅速达成共识，又导致了治河决策的犹豫迁延、举棋不定。洪灾不断加剧，也不断酿成重大历史事件。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北流”的黄河分别在澶州的南、北两侧决口。南向决口则大面积入侵淮河流域，“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三十八万家，田三十万顷”；北向决口则侵入永济渠，不但造成大面积的淹没，还对运输军需粮饷的主要交通干线造成严重淤塞，河道的摇摆不定之势不断加剧。

每次决溢都造成大范围的灾害，其中最惨重的一次发生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在瀛洲、沧州决河，“民死者百余万”，这可能是黄河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水灾害了。也正是在这次决河后不久，北宋就在金兵的大举南侵下灭亡了。

下一次改道

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

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洪水总是要来，黄河总是要改道。然而面对太平盛世、黄河安澜，抛出这耸人听闻的言论，是讨人嫌、招人骂的。不过，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话，就要对此有冷静的思考。

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学者就有针对性地做过大量工作，但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因此各方观点也大相径庭。整个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各说各的理，令人无所适从。

自上一次的黄河改道争论至今，又过去三十多年了，当时一定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会发生如此爆发式的增长，而且黄河流域在整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7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和巨大的经济体量，几乎到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地步。

另一方面，近三十多年来，从气候变化引起降雨径流减少，到水土保持引发产流产沙下降，高库大坝为主导的防洪、供水和发电效益提升，都使得整个黄河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正如我们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黄河今日的来水、来沙量会降到如此低一样，我们也很难说未来三十年来水、来沙就不会上升到我们难以预测的数量，而且历历可数的几个水库的拦沙空间总是有限的。

居安思危，在黄河风平浪静的今天，重温历代先贤对河道变迁的论述，从科学的层面推论黄河改道的临界条件，评估今日黄河河道发育水平，进而预测明日可能的洪水致灾风险，做到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亦属颇有意义的一件事。

（陈俊珺整理自《极简黄河史》，漓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