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甜 编辑|李原 摄影|邓攀 史小兵

由于无法找到合适的项目经理继任,2016年6月21日,来自孟加拉的格莱珉专家侯赛因将内蒙古乌兰察布商都县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财产、财务悉数交出,接棒者是中国本土小额信贷机构中和农信。

这是格莱珉信托在中国最后一个直接管理、运营的项目点,两天后,侯赛因动身飞回孟加拉——“直营”结束了。

5年前,受格莱珉总部派遣,侯赛因和另一位孟加拉小贷专家罗伊一同来到商都指导格莱珉模式的推广。罗伊做过尤努斯的常务秘书,来商都的头两年,他担任项目总经理。离任时,项目点仍在亏钱。侯赛因于是成了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到2015年夏天,侯赛因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格莱珉信托总裁拉蒂菲在孟加拉也找不到能派来商都的专家了。拉蒂菲委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招聘商都项目点总经理,大半年无果。经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牵线搭桥,他找到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总经理刘冬文——中和农信在商都设有服务社。

与国内许多靠学习格莱珉模式起家的小额信贷机构相似,中和农信也自称是“尤努斯的中国学徒”。侯赛因、刘冬文乃至尤努斯本人,都有过相同的困惑:中国有足够多的贫困人口,小额信贷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在中国难以落地?

中和农信商都信贷员向村民介绍小额贷款

尽管困难重重,尤努斯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推广格莱珉模式。一旦成功,这个比孟加拉国样本丰富得多的国家,将为全世界带来示范效应。

受限于国情和体制,这条路变得越来越漫长。

「 商都试水 」

格莱珉银行由尤努斯于1983年创立,它在孟加拉取得成功后,开始向全球复制。1989年,格莱珉信托成立,为全球复制格莱珉银行的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2006年,因为“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与格莱珉银行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当年,尤努斯便应中国政府之邀访华。在北京参加的一场小额信贷研讨会上,尤努斯向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提出:我想在中国办小额信贷银行,推广格莱珉模式。

当时,国内尚未出台村镇银行政策,吴晓灵建议,可以先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开办银行。尤努斯决定试试。他请吴晓灵推荐项目试点,“一定要去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不久后,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推出文件,对长期垄断的金融体系进行有限松绑,以小额贷款名义成立的金融机构遍地开花。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

四川松潘和内蒙古商都入选为格莱珉项目试点,两地分别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并由孟加拉格莱珉总部派出专家指导。

2011年,商都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500万元,格莱珉信托是大股东。实际上,格莱珉信托的出资主要由马云捐赠。2009年9月,马云宣布向格莱珉信托捐赠500万美元,后者将这笔钱投入到了松潘、商都两个项目点。

信贷员赵荷云回忆,那年,商都着实轰动了一阵。人们奔走相告,县城开了家“外国人办的小额贷款公司”。门脸上,“商都县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用中、英、蒙三种文字书写,蓝底白字,别提有多洋气。

中和农信信贷员、督导到客户家了解情况

商都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在当地金融办的帮助下招聘信贷员,赵荷云来到公司应聘。对方看中她干过会计和销售,很快录用。入职后,她听两位孟加拉专家讲了一通格莱珉理念和操作手法,匆匆上岗了。与她同期入职的信贷员还有袁平、丁伟,今年48岁的袁平同时兼任英语翻译。

在孟加拉,信贷员培训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培训过程中淘汰率高达40%。培训项目十分细致,大多是如何与底层民众打交道的技巧,如穿着简朴,要表扬家里的亮点、孩子以及家庭的整洁,入座时不能坐得比主人高,每周开会和还款时双方要相互起立敬礼等。

尤努斯认为,格莱珉模式本质上是理想主义和商业设计的复合体,做好培训是实践格莱珉模式的关键。而在中国,这个流程已被大大缩短。

「 中国水土 」

格莱珉银行是从孟加拉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发展而来。它强调贷款额度低,贷给妇女,等额本息,按周还款。申请者必须加入一个5人互助小组,每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由指定的信贷员发放贷款。信贷员每周还要下到各中心收款,召集客户开会,所有现金交易都在公开场合进行。

最初,信奉经典格莱珉守则的罗伊也是这样要求商都信贷员的。操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个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北京中和农信总部

赵荷云通过朋友介绍、陌生拜访等方式一个个去游说本地妇女,问她们需不需要贷款。只有一人有意愿她还不能放款,必须在同一区域内找到5人以上,再将住得相对近的5人组成一个小组。每发展一个小组,她要花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

小组开会学习等格莱珉守则在执行上打了大折扣。组员们互相住得远,彼此不熟悉,最初几个月小组会议还在坚持,后来开会频率越来越低。只要没有不按时还款的事发生,5人之间就相安无事。

另外,商都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最初定的贷款额度为每户2000-3000元。“罗伊以为我们这里经济水平和孟加拉、印度差不多。我对他讲,两三千元在这里根本什么生意也做不起来。这个标准坚持了几个月,才将贷款上限调整到1万元。”袁平说。

每天一大早,三名信贷员去几十公里外的偏远乡村寻找客户。他们发现,在村里基本见不到年轻人,蹲在田间种地或搞点养殖的都上了年纪,他们下地干活,还要照顾小孩,农忙时节根本忙不过来。这些人的普遍心理是自给自足就好,并不想扩大规模增收,自然就不需要贷款。大半年后,商都格莱珉小贷公司将项目区转向县城及其周边。

丁伟说,在商都,格莱珉的还款周期也与孟加拉不同,他们是每月还款。当地的农户、商户不比孟加拉从事手工业的妇女,资金周转没那么快。作为信贷员,他也不偏好每周收款,与其把时间花在去收款的路上,不如多发展几名客户。

在格莱珉模式中,看起来最有创新意义,也最容易被复制的是“五人小组”和“锁定底层妇女”,但这两点也是最难坚持下去的核心。

从商业信贷角度讲,五人小组的培育时间成本大,对基层信贷人员的要求高。通常情况下,农村妇女普遍将农户贷款当成社会救济,根本没有还款意识,违约后通过法院催收也基本无效。而五人小组既培育了客户,又能将违约成本提升至一定程度,培养她们的守信意识。五人的学习还可以渗透劳动技能教育。

“五人小组”模式背后,是漫长的耐心投入。许多“格莱珉学徒”开始会照搬这一模式,但一段时间后大多容易丧失信心,走回传统的信贷营销方式。

另外,格莱珉将信贷对象牢牢锁定在底层妇女身上,特别是过去仅从事家务劳动的农村妇女,以此帮助她们充分就业。但中国多数小额信贷机构认为,应该把钱贷给有从商或者生产经验的人,这样才能安全拿回本息。

格莱珉既非单纯发放善款,也不是只追求贷款盈利。某种程度上,扶助底层贫困人群需要付出“社会信贷救助成本”,通过定向妇女、小额、高息的方式防止资金挪用,也杜绝懒汉行为。通过教育方式,引导闲置人口就业。

其实,信贷仅是格莱珉模式的表象,社会扶助才是它的根本属性。

在实践中,格莱珉模式看似简单,实际需要对扶贫有深刻的理解和巨大的耐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它的受挫都容易被执行者解读为受限于国情等条件,格莱珉模式难以落地。

尤努斯自己从来不认为扶贫是一件能一蹴而就的事。他曾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信仰,因此任何新生事物开始发展,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解决,而不能一开始就说,有这样那样的障碍,那就放弃吧。”

「 难以复制 」

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说:“商都格莱珉公司盈利并不难,它的所有资金,包括马云的捐赠都是自有资金,没有融资成本。既有规模下,只要利率能覆盖行政成本,就可以持续运作。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融资难,孟加拉人直接管理,语言不通,内部沟通和决策上也存在问题。”

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

但尤努斯并不认为孟加拉直接派人管理有问题。最近几年他每次来中国都会强调:“中国发展小额信贷的难题在于不能吸储,这不是微观问题,不是实践者能决定的,这是制度问题。”

格莱珉信托在中国的另一个直营点松潘也遭遇了相似的尴尬。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放款后运作模式与商都大体相同。它的注册资本为1190万元,其中格莱珉信托出资680万,壹基金出资500万,除了向格莱珉信托捐赠部分,阿里巴巴另单列出资10万元。

松潘位于海拔2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每年10月底前,村民把地里的玉米、小麦、洋芋、青稞全部收上来,就不再下地干活了,休耕期长达6个月。漫长的冬天,男人女人围坐在麻将桌前,边喝茶边玩麻将打发时间。有的外出打短工,待到明年能种地了再回来。

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共有3名信贷员。他们外出寻找客户,一天翻过几座山头。如果是在休耕期,贷款需求不旺,一个月下来常常一无所获。还没等到放出第一批贷款,首任孟加拉总经理就回国了。

2012年3月,松潘格莱珉公司放出了第一批贷款,客户数为50名。五个月后,第二任项目总经理也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回国,代行总经理的职责落到了同是孟加拉派出的财务经理萨克尔身上。

这年9月底,萨克尔的工作签证即将到期。回国前,他意外接到格莱珉信托的通知:除回收贷款外,暂停松潘格莱珉公司一切经营业务,壹基金将派财务人员对项目进行调查。

原来,此时的壹基金已不再是创始人李连杰主导,杨鹏担任壹基金秘书长,进而以壹基金股东代表身份成为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董事。

2012年9月,松潘格莱珉公司在北京举行董事会。杨鹏先发制人:“公司两年换了三任负责人,成立一年多才放出第一批贷款,而且只有50名,这期间光办公支出就100多万了。壹基金的投资来自公众捐款,我们需要给捐赠人一个交代。”

杨鹏提出松潘格莱珉公司暂停营业,维持现状,待调查结束后由壹基金和阿里巴巴派出新的财务管理人员,直接对董事会负责。2012年11月,壹基金调查结果公布: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不存在财务问题,每一笔款项都很明晰,不牵涉个人利益。

但杨鹏已有了让壹基金退出的想法。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最终悄无声息地关闭,没有留下任何公开记录。

两个直营点艰难运行,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始终缺少最核心的资金支撑有很大关系。格莱珉模式能够长期运行,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社会救助资金、资源的注入;二是允许吸收社会低成本存款的金融牌照。

在社会救助资金上,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获得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和资源,但吸储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尤努斯曾多次表示,格莱珉在中国的资金投入来源不足,牌照受限。

“中国现在也有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是可以借钱给穷人的,问题是它们不能吸储。小贷公司的影响很小,很快钱就用完了,也就没法发出新的贷款了。如果你让它们能够吸储,它们就能扩大自己的系统,并成为一个全国的体系。这正是我在倡导的,也就是给这些小贷公司有限制的银行牌照,让它们只能在当地吸储,并用于当地。这样它们就能为那些享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解决人们的问题了。”尤努斯说。

「 帮扶微型创业者 」

格莱珉信托管理者离开中国前,商都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召集了一次内部讨论,与会者还有中国小贷专家。

“现在侯赛因要回国了,大家想想办法,让商都格莱珉公司持续运作下去,而不是就此关停。”拉蒂菲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为格莱珉模式的推广奔走多年,他推荐了几家中国本土的小额贷款机构,表示可以转移管理权,但要求财务独立,继任管理者仍然向格莱珉信托汇报工作。

中和农信的愿景是做“山水间的百姓银行”

格莱珉信托最终选择了中和农信。两个多月后,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坐在北京中和农信总部办公室告诉我:“我们和尤努斯是老朋友了,我们理念相同,也不愿意看到它就这么没了。”

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收到格莱珉信托5万美金项目资金,用这笔钱扶持了几个新项目点。彼时,刘冬文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

刘冬文不满足于只是用捐赠资金做小额信贷项目,他想进一步扩大规模。2006年,他提出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批发贷款。“用好了这笔贷款就可以证明,把钱贷给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没有大风险。”刘冬文说。

这年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获得国家开发银行1亿元贷款。由银行贷款给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先例,中国扶贫基金会能获得这笔钱,与它强大的国字头基金会背景分不开。按期还上这笔贷款后,再向银行融资也变得相对容易。

不过,刘冬文与银行打交道也遇到过尴尬的局面。对方要他提供财务报表,他只好拿出基金会报表,小额信贷项目在其中只有应收账款一栏。有的银行觉得数据太少,他们难以下判断,于是拒绝了贷款申请。

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从基金会独立,注册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如今它早已市场化运作,目前在全国有193家分支服务社。除了银行批发贷款,它还发行了三期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中和农信小额贷款利率目前为18%,在银行贷款利率和高利贷之间。刘冬文说,他算过一笔账,这一利率能使机构保持每年1%-2%的盈利,同时又将能够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贷到钱的人排除在外。

“中和农信设计小额贷款产品有两大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控制风险,保证机构可持续运作。”刘冬文说。

中和农信商都服务社主任马永昌是商都格莱珉公司的接任者,他麾下的格莱珉信贷员已于8月29日放出了新流程下的首笔贷款。

马永昌今年55岁。他身高体壮,脸色红得通透,说话蛮热情。他每月跟着信贷员下乡不少于10次。

我们在信贷员王力带领下,来到商都小海子镇张家村杨旭峰家。杨旭峰过去给人家猪场喂猪。2015年2月,她打电话给王力,说现在自己养猪了,孩子还要上大学,钱有些不够用。她想申请1.5万元贷款,用来购买猪的饲料。

得到这笔贷款后,杨旭峰手头宽裕了一些。如今,她的养殖已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每月都会有母猪生下猪崽,满月后交给商贩直接拉走。她还种植甜菜、莜麦、胡麻,两块加起来,每年有6万多元的净收入。今年7月,在还清了首笔贷款本息后,她再次申请向中和农信贷款2万元,进一步扩大养殖。

在去小海子镇李家村的路上,我们的车陷在泥灰里走走停停。来到服务社客户刘霞家,她的丈夫穿着破牛仔裤,正在地里干农活。刘霞于2015年4月贷款1万元,用于承包更多土地搞种植。今年5月,她又申请了2万元贷款,如今承包土地数量为160亩。

刘霞的丈夫见我们来了,站在田边忽然弯下腰,一把抓起甜菜叶子。“种甜菜好,它的果实长在地底下,只有叶子露在上面,受自然灾害影响小。”他说。镇上还有一家糖厂和他们家签了合同,甜菜不愁没有销路。

我提出质疑,杨旭峰和刘霞算是格莱珉模式定义的穷人吗?

马永昌的解释是:中国基本已经没有“赤贫”的妇女了,如果还像孟加拉那样定义“穷人”,这块市场根本做不起来,况且他们也要考虑风险。那些没有生产技能或丧失劳动力的人享有政府低保,他们并不会申请小额贷款。

中和农信的帮扶对象是无法从传统银行贷到钱的“微型创业者”,他们属于中低收入者,但绝非一无所有。中和农信的贷款在他们做生意投入中并不是大头。

对于马永昌的解释,不知尤努斯本人是否会赞同。许多中国经济学专家大力支持格莱珉在中国的发展,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当下的农村金融对农民的扶助意义日趋淡化。农村金融的商业化逐利目的,不能解决底层农民脱贫的愿望。而格莱珉积累多年如何“下沉”到最贫困人口的经验,又经常被撕裂的现实碾压。

正如尤努斯所说:“小贷机构野蛮生长的结果会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穷人又被排除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