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英国竞争委员会前主席Derek-Morris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于11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英国牛津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英国竞争委员会前主席Derek Morris出席并演讲。

Derek Morris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仍非常依赖于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当然，这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只是干预规模的大小不同。

在谈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时，Morris表示，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用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提升经济增长率。但中国采用该政策的源头与其他国家极为不同，多数西方国家用产业政策来实现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而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多地是由国家配置资源的控制方式构成。“因此中国的产业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更宽的广度”。

Morris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分为水平式与垂直式两种。垂直的产业政策可以支持和振兴特定的区域、行业或企业。而水平政策则对例如创新投资、研发、跨行业等特殊经济活动提供无差别的支持。它覆盖更广的行业，而不是有歧视的。“如果你看垂直的产业政策，它与市场竞争产生严重冲突，而水平产业政策则与市场机制进行补充”。

其认为，尽管垂直式的产业政策在发展初期能够产生一些成效，但成效非常有限，而是会产生不利影响，“中国从垂直到水平的产业政策转变非常关键”。

在谈到国有企业时，Morris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依然占有极高主导地位，无论在效率还是财务方面，国有企业的业绩都系统性地输给了私有企业。

“原则上讲，国有企业没有理由在效率上输给民企，也就是说所有权本身并不构成效率的差异。实际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民企不同”，Morris分析称，“所以常有人提出，如果国有企业面对与民企相同的环境时，就能实现全面竞争，就会被迫采取运营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就能够和民企一样焕发活力”。

Morris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和管理改革，在治理和所有制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但必须让国有企业充分参与竞争。“竞争中立要求国有企业达到五个条件，第一不接受具有差别对待性的国家补助和税收优惠。第二不接受任何类型的优待，如土地、固定资产或融资有关的准入优待。第三不针对市场新进入者或监管条例实施而接受任何保护。第四不得申请和拥有跨业务线的交叉补贴。第五在持续一段时间的亏损之后，应该进入破产程序”。

Morris坦言，中国离以上的环境条件还相差甚远，也不太可能在近期内达到以上目标。

在行政性垄断方面，Morris强调，这降低了创新激励，从而抬高成本和价格。此外还会产生区域和省级的垄断企业，抵消了中国因市场规模而形成的巨大优势。第三，将经济、权利交于个人，而非市场，可能会滋生政治庇护，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腐败的可能。Morris直言，中国政府整治体制性垄断的力度还不够。“滥用权利的机构常常具有与执法机构相抗衡的政治权利，会让滥用永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