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一大挑战。展望2017年，“景气分化”和“特朗普冲击”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两大关键词。
分化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 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短期向好，欧洲和日本经济仍旧低迷。
美国：经济短期向好，“特朗普冲击”来袭。
从GDP增速、就业、CPI等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出短期复苏趋稳的迹象。在增长动力改善的情况下，美联储升息步伐加快，2016年12月份议息会议后第二次加息落地，并预示2017年将有三次升息。
“特朗普冲击”将在2017年影响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于2017年1月20日上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2016年的“黑天鹅”一大事件，而特朗普本人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的施政原则可以凝练地概括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其中，他最关注、也最明确的经济目标是——“让美国实现5%的名义GDP经济增长”。
为此，特朗普提出了与美国现行政策存在诸多不一致的政策主张。其上任之后，美国在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很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政策转向，预计主要将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由宣扬自由贸易的旗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上任后美国会退出TPP；另外还曾提出“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20%关税”的政策主张，尤其是要对墨西哥和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
二是由美国企业走向全球转向制造业回流本土。为此，特朗普提出如下减税激励：对于美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累积利润提取回国一次性收取10%的税，分十年付清；同时，对美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未来利润每年征税。
三是由货币宽松转向财政刺激。主要举措是：其一，大幅减税，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到15%；其二，运用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朗普提出了5500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如果平减分摊到四年任期，每年为1375亿美元。
如果这些政策主张能够落实，的确会对美国短期经济增长起到提振作用。预计2017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2%，高于2016年约0.5个百分点。
但是，特朗普新政能否提高美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速度仍有待观察。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中枢已经显著下移。而特朗普减税、扩张财政等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结构，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会损伤总需求，侵蚀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另外还需要意识到，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例如，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意味着增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率，而加息则会限制赤字空间。再如，加息会引起美元强势，而美元升值又对制造业回流不利。
总而言之，需要高度关注特朗普新政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冲击，但不宜过分夸大。目前的金融市场很可能高估了特朗普新政的力度和影响力，更多的是出于对“特朗普意愿”而非“特朗普能力”的反映。这一情况很可能会持续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初期，但之后随着上任后其实际执政表现不断地公之于众，市场预期会向“能力”逐渐回调。
欧洲：复苏依然脆弱，政治风险上升。
欧元区经济依然脆弱，2016年经济增速整体弱于2015年。金融环境仍然高度不稳定，尤其是意大利等国银行不良率居高不下。货币政策空间受限：QE越来越面临着无债可买的窘境；负利率不仅效果存疑，而且加剧了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在高债务率的限制下，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更是捉襟见肘。预计2017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为1.5%上下，低于2016年0.1-0.2个百分点。
2017年是欧洲的大选年，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大国将举行政治换届选举。在经济问题、劳工问题、反恐问题、民族问题相互交织下，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德国是欧元区最为关键的“核心国家”，2017年9月份德国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在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欧洲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反对。目前，以“另类选择党”（AFD）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的民调支持度持续上升。尽管该党派2013年才成立，但很快已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反对党；而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偏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民调支持度则出现了下滑。另外，英国将启动复杂而充满不确定的脱欧程序，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欧洲经济明年的风险。
日本：经济低迷，难见转机。
日本经济仍然深陷“通缩”和“流动性陷阱”的泥潭。人口老龄化导致消费不振，商业销售同比增速已经转为负增长。货币政策不仅对刺激经济失效，而且负利率对银行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财政政策空间被高负债限制——每年中央政府支出中有约四分之一需要用来偿还存量债务本息。
整体而言，日本经济已经处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沿，人均资本存量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因而，在未出现产业革命级的技术突破之前，人口结构是决定日本经济走向的最核心因素。我们认为，日本经济在2017年难以看到明显的转机，全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0.5%，大致与2016年持平。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可能推升物价，但核心通胀仍将维持在负区间或者零上下。
更大的分化发生在美国和新兴市场之间。
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政策收紧意味着全球流动性在短期出现拐点，而新兴市场国家在美元流动性拐点面前更加脆弱。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相配合，而美国利率上升又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跟随。事实上，美元流动性拐点的冲击在2014年下半年已经预演过一轮，当时受冲击最大的是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源出口型新兴国家。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明年的表现将优于过去两年，在2017年，墨西哥、越南等制造品出口国受到的冲击将大于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出口国。
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下，对出口依赖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不论是与贸易对手方、还是与贸易竞争者之间的博弈格局都将更加激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有着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如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头号大国的经济政策调转船头，由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那毫无疑问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影响将不仅发生在国际经贸实践和国际经济政策上，还将发生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思潮上。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冲击那些对制造品出口依赖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
“废钞令”币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短期内削弱印度经济的运行效率，加剧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风险。 为了打击腐败和假币，同时希望将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纳入税收来源，2016年11月8日，印度莫迪政府宣布在年底之前废除旧版500及1000卢比纸币。被废除的现钞总额约占印度货币总流通量的80%。12月8日，为了配合“废钞令”的进行，印度政府进一步宣布，对居民持有黄金采取限制措施：每位已婚、未婚女性仅可以分别持有500克和250克限额的黄金，男性的限额为100克，超出限额则被认为是非法持有。
由于现钞交易在印度社会的普遍性，“废钞令”币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废钞令”在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骚乱：新钞供应不足、银行和ATM机前排满长队、黄金等奢侈品遭抢购、很多交易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模式。同时，“废钞令”短期内削弱了印度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金融业、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 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11月份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均出现下滑。受“废钞令”影响，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卢比兑美元汇率由币制改革之前的66.7贬值到11月28日的68.7，贬值幅度接近3%。此后有所回调，但仍在68附近波动，远低于币制改革之前的汇率水平。
在美联储加息、美元强势周期的背景下，“废钞令”进一步加剧印度经济资本外流和卢比贬值的风险。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2016年前三季度，印度GDP增速分别为8.0%、7.1%和7.3%，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将显著下降。2017年，预计印度GDP增速将扭转前五年的上升趋势，下降至7%以下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