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会报道组 张 歆

“在银行的营业场所，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存钱，结果存款不翼而飞，银行还不愿意承担责任！”3月12日，江苏团组全国人大代表热烈审议“两高”工作报告，而司法实践中该如何认定银行“飞单”的话题引发了代表的高度关注甚至是辩论，最终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最高法应该对该类案件的定性出台司法解释”，列席小组会议现场的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会后表示，“会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引出话题的是一位学者型人大代表，虽然其研究的领域并非金融，但是此前曾作为人大代表受邀对银行飞单案件的审办工作进行监督，彼时，共有8位人大代表收到邀请。

据其介绍，一位企业负责人因为日常业务往来频繁，与某国有大行江苏区域的一位时任支行长熟识并相交为朋友，此后其将数千万元资金存入后者所在的国有大行支行网点。当时是在银行网点办理的相关手续，为其具体服务的则是该支行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但一段时间以后，上述支行长自首，承认资金并没有存入该国有大行，而是划转给其他人进行借贷，资金已经无法收回。企业负责人随即向该国有大行进行追讨，但被银行以上述支行长个人诈骗为由拒绝。目前，该案一审判决银行无须担责，二审审判和判决仍在进行中。

该学者认为，既然在银行的公开营业场所办理业务，又是银行支行长和员工办理业务，自然构成了银行的表见代理，银行应该为此担责。该观点获得了多位基层人大代表的赞同，甚至引发了银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延展性讨论。不过，另一位同样对此案情表示比较了解的企业界人大代表则表示，“我向一审的中院了解了情况，很多证据是支持银行的，该企业负责人对支行长进行了个人授权，因此该支行长才得以将资金转出。”

据《证券日报》了解，近年来，“存款失踪”、理财飞单等案件频发，涉及的银行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银行等各类银行。今年2月份，因员工私自销售理财产品，某股份制银行连续收到天津银监局15张罚单。在实践中，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对于案件的定性也大多属于“一事一议”，有的案件被定性为员工个人行为，也有银行被追责。

银行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指出，“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建议最高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责任界定”。该观点迅速获得与会人大代表一致赞同，“由于通常并不掌握全面的情况，人大代表不能对个案下结论，但是可以对于法律法规的完善进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