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三个火枪手
2005年，温相去看望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钱老直言：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然后钱老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经济学界也有个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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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按支出法核算，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通俗地讲就是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要么被消费了，要么被投资了，或者卖给外国人了。但因为进口的产品不在国内生产，最终也被用于消费和投资，所以减去，也就是净出口，这就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纵向看，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88年的60%多下降到50%，而且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71.91%，政府消费的比率抬升，结果就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断下滑，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约50%下降至40%，2008年金融危机时降至冰点约36%。
横向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等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的水平。
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不是虚言，但过去我们也曾为了拉消费努力过，只是实在带不动。
投资和消费都是内需，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了扩大内需，将发展房地产业作为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一项措施，这一年成了中国房地产商品化元年。
十年后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四万亿计划出台，除了投资，针对城乡消费结构失衡，还出台了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农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保有量快速提升，但不久后又被打回原形，甚至手机、摩托车等出现了负增长。
为了让人民从钱袋子里掏钱消费，煞费苦心了。
一晃眼又十年过去了，2018年第一个交易日恒指再突破30000点，一气呵成攀升至33000多的高点，周围的人信心满满地聊着消费升级，我也膨胀了，路过煎饼果子摊，明确的告诉老板给我加上两个鸡蛋。
岁月总是无情，比岁月无情的是股市，不到一个月就翻盘不认人。有一天回到家，泡了一碗康帅傅泡面，没有开灯，泪水滴落在碗里瞬间，经济学老师的一句话在我脑海闪过：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消费增速再告急，在2017年12月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2018年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8%。2018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752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125亿元，增长7.3%，增速创近十几年新低。
但是，仔细观察发现“按统计局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远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2018年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是3.80%，统计局公布的是8.80%，而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的同比增速是-11.23%，统计局公布的是5.70%。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7月累计同比也与计算的同比增速相去甚远。
原因是统计口径变了，今年统计局公布数据时，附注多了一句：
上年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进行了修订，增速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由于统计口径标准的变化，为了保持可比性，对基数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以限额以上单位零售数据为例，对比去年与今年的调查对象以及调查方法，附注的表述并没有变化：
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我理解是，达到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减少了，为了保持今年的可比性，调整去年基数，那么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体现的是：去年存续至今的限额以上的单位零售总额的同比。
计算总量型数据的同比增速，调整的却是前期基数。这次统计口径变化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达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会减少？其减少是否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达限额以上标准的单位增加了，是不是要把这一期增加的单位剔除？当然，或许是我的理解出了偏差，是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等其他原因导致口径改变，但是否应追溯一下往期数据？
但是，这并不影响结论，按照统计局同比数据也显示出，消费是越来越孱弱了。
汽车销售对经济变化最为敏感，国内的消费也可以从汽车销量管中窥豹。根据全国乘联会数据，2018年7月，全国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156.7万辆，同比下降5.5%，环比下降7.1%。其中轿车、SUV、MPV销量都出现了同比下降。
消费信心消逝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周围的人聊的话题变成了消费降级，生活变成了中午吃榨菜，出门用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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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真正的大师，不缺经济学家，单260万出租车司机就能贡献260万个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给提高消费率开了很多药方，都没能见效。
中国人不是没钱，只是爱储蓄不爱不消费。有文化因素，但在各种新消费观念宣扬下，有些年轻人已经是在借贷消费了，但大多数家庭还是保持量入为出传统，主要原因是不敢花，一到结婚年纪或婚后就面临“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出于理性人决策，就是储蓄防风险，没有信心消费。
而 今年消费滑铁卢，短期是因为正向财富效应的消逝。
房地产具有财富效应，即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正向的财富效应是指房价上涨，房产持有者的资产价值提升，会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而负向财富效应指房价上升，居民消费缩减，也被称为挤出效应。
美国有学者将房价上升对家庭消费水平的传导过程概括为兑现的财富效应、未兑现的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信心效应、预算约束效应以及替代效应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市场上消费者所拥有的房产数量不同，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而整体房地产财富效应是多重效应叠加的结果。
对于只有一套房的家庭，即使因为自住不能出售或出租，但由于房价上涨让资产价值提升，“财富幻觉”影响下居民会增加消费（未兑现财富效应）。而有多套房的家庭在房价上涨时，除了“财富幻觉”，还可以通过出售房产获利或者租金收入增，也会增加消费 （兑现财富效应）。此外，房价上涨会使资产价值上涨，可以通过抵押等获得充裕的资金降低了消费者陷入财务困难的可能性，会刺激耐用消费品的支出 （流动性约束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租房者可能会由于租金上涨，减少预算支出（预算约束效应）。而且对计划购房者，房价上涨时会将收入更多的用来储蓄，准备在未来购置房产，从而减少消费支出 （替代效应）。
从2015年开始棚改货币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央行通过PSL给国开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一夜暴富的棚改居民，拿着现金到市区买房，推升了房价，也去了库存。
这种打鸡血式经济刺激政策也会刺激消费预期，房价的上涨的正向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一方面，货币化棚改使得居民资金增多，而且购买新房后会增加各种住房相关（厨电、家电、汽车等）的消费。另一方面，房价的上涨在各种正向财富效应影响下，会刺激消费支出，比如某家庭有一套房从100万涨到200万，账面财富增加会刺激购买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等，而未购房者负向财富效应的弹性比较小（本来就少消费），整体促进了消费。
但是，随着限价、限售和限购等调控政策出台，居民对房价未来预期慢慢改变，回归理性后财富幻觉破灭，而且货币化棚改力度减弱，8月PSL新增金额跌破百亿。房价上涨的预期减弱后，正向财富效应逐渐消逝，消费支出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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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消费将面临一个更加冰冷的现实：
居民钱包被掏空。
经济运行情况良好，房价稳态上涨，当经济处于减速增长或者下行时期，房价就应该下降。然而， 1998 年房改以来，政府一直在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外在的强有力的干预，习惯性地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居民会对房价持续上涨产生一种非理性预期。尤其是这一轮涨价去库存，过程中也催生了大量投机需求，以及恐慌心理下，部分家庭掏空六个钱包，甚至高负债买房。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
“这场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终结。”
在2003 年至 2007 年，我国居民杠杆率相对稳定，围绕 18% 上下波动。2008 年及以后，居民杆杆率快速上升，尤其在2015年后，2017 年更达到了48.97%，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 20% 上升到 50% 用了近 40 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 10 年时间，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更重要的是，我国GDP与居民收入相关性弱，且家庭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速，所以采用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更能体现居民杠杆。根据上财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并且，由于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一些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值得强调的是，居民负债结构也有恶化风险。在政策收紧银行放贷后，居民短期贷款增加，大部分也是流入房地产，“首付贷”等违规信贷产品的出现加重了期限错配和杠杆风险。
普通家庭的现金流不断被侵蚀，家庭债务将对消费施加挤出效应。而消费下滑将令总需求承压，企业收入减少，形成负反馈循环，悲观预期下循环加速。
消费难题就跟教育难题一样无解。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温相，但教育是百年大计，难以一蹴而就。而对经济和消费问题，温相是有见解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 温相说：“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
怎么就都没信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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