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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之下,“宝宝”怎么活?

根据机构监测79家互联网“宝宝”类理财产品数据显示,开年以来,其整体收益率呈现下滑态势。以余额宝为例,2014年12月27日到达近月顶点后连续下滑,8日公布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落到4.55%。伴随收益的下降,“宝宝”们的规模也在缩减,截至去年年底,“宝宝”类理财产品数量为79只,规模15081.47亿元,较2014年第三季度减少557.46亿。

除了货币市场的状况,监管也是“宝宝”们收益下降的重要原因。2014年12月27日,央行发文,将部分原属于同业存款项下存款纳入各项存款范围,实际上减小了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减小了“宝宝”们的盈利能力。

其实,早在去年春节,市场就对监管有了预期,“宝宝”们的收益就出现过下滑。在去年年初的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表示:在金融领域“鼓励科技的应用”,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创新、改革的推崇。在这个范式下,官员们对创新的意见,从打车软件、专车到余额宝都惊人的相似:一方面从政治正确上认可创新,同时,在技术上认为需要监管。

表面上,这往往被解读为官员与管理者对新生事物的宽容、支持,是创新的利好,但事实却不容乐观。某种程度上,判断一个监管是顺应创新,还是扼杀创新,维持旧秩序的利益,只需审视,监管之下,创新者的利益是不是被拿给了既得利益者。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对于宝宝们的监管一直存在,从未缺席。支付宝公关总监陈亮在微博上写道:“有人呼吁互联网金融亟待监管,搞得好像一直没有监管一样。余额宝从诞生第一天就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管:诞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怎么监管?含文件备案汇报、现场调研、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今年1月至今,央行、证监会、国家审计署等累计来监管了19次。”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从“没有监管”转变到“有监管”,而是从“令管理者不满意的监管”,转变到“令管理者满意的监管”。年初,中国银行协会给出的监管意见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余额宝的形式,而是企图剥夺余额宝的协议存款地位,将其收益压低到基准利率的1.1倍,从而维护银行的高利差,维持银行的既得利益。

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吹风,如今落地,余额宝的协议存款地位被正式地剥夺了,维护了银行的既得利益。在此之前,工商、农业、建设等银行都缩小转入余额宝的额度上限,增加老百姓转款的麻烦程度。才从支付宝中获得一些收益的老百姓发现,将银行里的钱倒腾到各类宝宝不那么容易了,搬几万块钱存款要十天半个月。更潜在的影响是,目前,“余额宝”等各类存放在银行的货币基金仅仅被纳入存贷比,存款准备金暂时为零,但理论上,是应该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所以,如果未来进一步加紧,纳入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范围,就会进一步影响到各种“宝宝”的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利率市场化与监管进一步加强,“宝宝”们的生存环境将更困难。未来互联网理财宝宝类产品,甚至会接近定期存款的水平,整体规模也会随之缩小。不过,技术优势始终会存在,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小额闲散资金得到定期存款的收益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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