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再出发，国企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关隘。
国有经济占比畸重的东北地区，国企改革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主题。《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深入东北多地采访发现，一边是众多“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的壳企业“活不起”也“死不成”，一边是压负在国企身上的大量社会职能仍然分不开，部分国企存在诸多历史包袱和现实难题，已成发展的“拦路虎”、改革的“硬骨头”。
壳企业寄生财政不死不活
在东北三省，“壳企业”数量不少。这些企业要么由基层政府管理，每年拨付一笔财政资金给职工发放救助款，补齐社保费用；要么由尚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型国企背着，企业有利润时吃利润，无利润时吃资产。
几辆驾校汽车正在空荡荡的厂区内练习倒桩，四层办公大楼破旧杂乱，除了一层门庭有几个房间出租给商家外，多数房间门窗破损、桌椅全无。早已停产断电的厂房内空空荡荡，机器、设备早就被拆除卖掉……
这是已停产四年的辽宁阜新液压件厂，《经济参考报》记者几经周折找到办公楼三层的工厂“留守办”。闻讯匆匆赶回的厂长葛军问明来意，将记者让进厂长办公室，落满灰尘的破旧沙发无法落座，大家只好站在地中央交谈。
“全厂在册职工近600人，除了10名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放假在家，每人每月的210元生活费只能挂账，到2013年底已经欠职工工资及各项费用1.2亿元，现在每年还在以1000万元的速度增加。”葛军一脸无奈地说，厂子欠银行的8000万元贷款也早就到期了，由于还不上，厂房、土地已经被法院查封，恢复生产根本没有希望，“好在银行还允许我们将厂区出租给驾校练车，租金用于给留守人员开工资，给特困职工发放救济金等”。
记者在“留守办”看到，几名留守人员在那儿闲聊，对记者的采访既好奇又意外。“他们现在只是整理职工档案，办理一些手续，跟生产经营已经毫无关系了。”葛军说。
辽宁省国资委一份资料显示，全省目前仍保留的国有“壳企业”830户，它们一无有效资产、二无生产经营活动、三无偿债能力，只留下人员和债务包袱。这些企业涉及职工16.5万人，而其拖欠各类债务的具体数额，则无从统计。
近期，清理“僵尸企业”在各地被一再提及。沈阳市铁西区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下辖数十家“僵尸企业”，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问，规模庞大的职工群体如何安置？企业拖欠的巨额债务如何补偿？这些问题不解决，“壳企业”就不能轻易破产退出市场。
老国企“拖家带口改嫁”显踟蹰
总部位于沈阳市的北方重工集团，即将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国建材集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却由于背负十几家“壳企业”和沉重的离退休职工管理任务，混改推进缓慢。集团副总经理苏学祥无奈地说，公司现在就像二婚女子拖家带口改嫁，谁碰到都是会犹豫再三、仔细斟酌的。
最近，吉林省四平市昊融银业有限公司也遇到件烦恼事。10年前，国有的吉林四平银矿因资源临近枯竭实施政策性破产，剩余资产被吉林昊融集团收购，成立了新的国有控股公司。
“按理说，像这样的新组建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公司退休管理中心主任郭炳春介绍，可由于种种原因，已破产企业的退休和工伤职工管理任务，还是被新公司背了起来。时至今日，公司还得管理600多名原企业退休职工的大事小情，为此耗费了不小精力。
新办国企尚且如此，老企业的社会职能之重可想而知。在辽宁本溪，拥有百年冶炼史的本钢集团，不仅承担对2万多户居民的供水、供电、供暖等服务，而且还有多处职教和医疗机构服务百姓就学、就医。本钢集团运营改善部副部长范洪彬介绍，本钢每年补贴资金超过1亿元，当前的困难形势让钢铁企业自身难保，这一负担无异于雪上加霜。
东北三省“油城”“钢都”“石化城”“煤都”等众多，作为新中国最早布局的重化工业基地，不少国企历史悠久，职工众多。计划经济时期，这些企业出于保障职工福利、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大而全、小而全”组建了大量跟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机构承担社会职能。而今虽然历经改革，这些负担仍未彻底剥离，这些过去改革遗留下来的“剩余物”，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现实障碍。
地方官员“怕丢权”抱残守缺
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对以“放手”为重要特征的国企改革感到不适应。吉林省四平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全市竞争性国企已经改制得一家不剩了，而政府对民营企业又说了不算，“这让我们在搞经济，调结构时没有了抓手”。他甚至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还在，政府抓经济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
2015年年初，辽宁省鞍山市准备引入一家大型燃气企业，对当地政府独资的地方燃气公司进行收购，不料却遭到多个部门强烈反对。一位当地官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各方反对既有市场经济观念认识方面的问题，也跟一些部门和领导不愿放弃国企控制权有关。
据悉，这家燃气公司每年收取的超亿元煤气上网费，过去都是交给市政府统一使用。“一旦被别人收购，公司就得和政府分开算账、分灶吃饭，政府的这块收入就没有了。”“燃气涉及千家万户，这样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交给民营或有民营股份的企业经营，万一乱涨价或出了其他问题谁负责？”各种各样的质疑，成为这起收购案的阻碍因素。
2008年，黑龙江省推进各地国有煤炭企业资源整合，在重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重点煤矿优良资产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龙煤集团。据集团一位高管介绍，前些年煤炭效益好时，省里从集团拿走十几个亿用于公路建设，现在煤炭行业不景气，只能靠向省里借钱发工资。可见改革推了很多年，有的国企反而与政府绑得更紧了。
近些年，中石油大庆油田公司还留有职工子弟“顶替”父母接班的影子，油田公司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的职工子弟中，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一部分人进入公司工作。采访中很多职工要求，这种对内部职工家庭的就业优惠政策可不能取消。而油田稳定工作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谢伟则认为，人员过多已成为公司的重大负担。
国资民企各有所虑谨小慎微
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在国企主要布局于重化工业的东北三省，推进“混改”难度不小，其中既有“大象与蚂蚁如何合作”的困惑，也有“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的顾虑。
辽宁紫竹集团是一家以开发、加工钢铁高科技产品为主，年产值近50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谈起对国企混改的态度，董事长洪海直言“不能轻易参与”。
“这轮改革剩下的都是大型国企，体量大、资产额高，民企大多没有实力控股；如果没有话语权，以国有企业现在的经营管理机制，我们的钱投进入很可能打水漂。”他说。
这一困惑在东北民营企业中颇具代表性。相对东北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家普遍害怕参与混改只能充当小股东，难以形成有效的股权制衡，对完善国企决策和管理机制作用不大。也有人认为，东北重点行业多被央企垄断，民营资本虽能进入某些领域，但整个产业链的垄断壁垒不破，民资仍难免处于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对产权混合也有顾虑。整合大连特钢、抚顺特钢和齐齐哈尔北满钢铁而成立的东北特钢集团，是辽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试点企业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久前往该公司采访了解到，企业在人事、薪酬、干部的“三项制度”改革上探索出了一套经验，但产权混合的成功探索并不多。
公司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上一轮改制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等问题，让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在相关规则，尤其是国有资产的价格评估和交易规则没有明确之前，大家对混改颇有顾虑。
除了种种困惑和顾虑心理，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在思维方式、运行机制、管理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双方合作的困难。辽宁紫竹集团每年都去大学选拔人才，优秀学生从大二起就跟公司签合同、领工资，假期到公司实习，一毕业就能跟工作岗位无缝对接。“但国有企业在用工和分配制度上多有限制。”洪海说，这种企业文化和发展目标上的冲突，需要长时间磨合才能顺利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