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于3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致辞。他谈到，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做政策研究的人，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实际上我做中国政策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政策现象我不是那么能看得懂。举几个例子，我们的政策，国有企业老总工资成功减下去了，但是有些国有企业老总不干活了。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但是很多人不想生了。还有现在因为老龄化，要延长退休年龄了，在东亚的环境里面，新加坡、日本大家都经历这些，都非常开心，因为人的寿命长了，多干几年是好事，但是中国一提出来，反弹比较大。

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可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每个国家的智库扮演不同的作用，我们国家是知行合一，但知和行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好多政策很难转化为现实，原因很多。我们都是研究政策的，得自我反思，做政策研究为什么不能产生很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也有很多的条件，比如需要很多财务上的条件。我们研究政策自我反思还是需要一点的，我们从自己本身怎么样能做的更好。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策，研究政策变化。我们经常犯的几个毛病，或者我们经常使用的几个廉价的方法论，阻碍了我们生产出有效的知识。我就把这几个东西列举一下，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我们知识的道德化非常严重。我们做政策，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我们老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认为我做的是道德的，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是不是这样，不去考虑。

第二，知识权力化或者权力崇拜。有权力的人更多，有权力好像就有知识，我们所作的都是论证有权力人说的话，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我们现在很多衡量智库，就是看能不能弄来钱，能弄来钱的就是好的，弄不来钱的，他就怀疑了，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四，是知识的名誉化，追求名誉。各个地方做智库，最希望领导能批示一下，那荣誉就有了，领导不批示，好像你的政策就没有价值。

第五，我把它称为知识的神秘化，这一点我很头疼。现在我们讲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很多解释不通的东西，我们总认为外面如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有个阴谋在对付我们，解释不通了就说阴谋，这个就很麻烦。其实知识领域是没有阴谋的，什么东西都是阳谋。

第六，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我们所说的社会问题，一套制度也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作为社会物体，但是我们总是把它政治化。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一个两个国有企业倒闭了，共产党不会倒，中国社会主义不会倒。很多人总把国有企业的东西跟所有的东西都绑架在一起，这个太政治化。

第七，就是我们的知识娱乐化。现在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喜欢把自己这些东西娱乐化，大家传来传去。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很方便的工具，但是我觉得社交媒体对我们知识创造是非常有害的打击，越来越不能理性的思考。

加起来，最后导致了我们知识的虚假化。我们很多知识都是虚假的，并不是真正要解决实际的中国存在的问题。我研究政治很多年，总认为社会科学是没有理论的，实践观察通了以后，再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总觉得智库要产生影响，我永远相信追求影响力，但不应当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我觉得做政策研究的人，他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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