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谢振宇

PPP大热之下也引来业界担忧。去年财政部曾对各地上报的一批PPP项目进行清理，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虚假PPP项目。

4月22日，中国PPP创新发展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公私合作（PPP）研究院院长徐飞认为，前两年P2P“阵亡”名单持续飙升，而PPP和P2P都属于金融的范畴，都存在动机异化的问题。

在徐飞看来，因社会信用问题，再加上监管缺失、经营不善，最后PPP主体动机就可能出现异化。他认为，PPP要持续健康发展，核心还是参与方体现“伙伴关系”（Partnership）。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PPP相关问题独家专访了徐飞。

PPP核心是“伙伴关系”

NBD：现在PPP虽大热，也面临诸多问题，您分析PPP目前发展情况如何？

徐飞：有专家说PPP目前的问题是“神化”、“泛化”等，我认为还要加“一化”：异化。我脑子里面不断出现P2P，这个跟PPP有关系吗？PPP属于金融的范畴，P2P也属于金融的范畴，互联网金融典型业态就是P2P网贷，结果如何？前两年，P2P“阵亡”名单持续飙升，这就是被异化。

因为社会信用的问题，加上监管缺失，经营也不善，最后就会主体动机异化。

PPP最重要的是回到第三个P，伙伴关系（Partnership）。我们应做到契约精神、平等意识。既然是伙伴关系，应该有法制意识，政府应有企业意识，双方回到诚意、回到法制、回到平等、回到义务上来，PPP就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NBD：那核心是回到“伙伴关系”中来？有专家会上说，要加快针对PPP的立法，但立法将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徐飞：要做到“伙伴关系”，第一是“平等关系”。政府和企业之间，过去政府往往是高高在上的。

国家立法会花较长时间，但可先出台一些政策、指南、暂行条例等。

需制定回报、风险分摊机制

NBD：在推进PPP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如何做好角色定位？

徐飞：PPP操作的主体一定是省市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需要在政策制定上下功夫。地方政府是具体执行的，应换位思考。对地方政府来说，PPP是融资的行为。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它是投资行为，需要获得回报。这就需要做到两方面：合理的回报，风险怎么分摊。

政府应多替企业想想，最终会各得其所、各占其长。社会资本有钱、更专业，这样PPP项目运作起来效率更高，符合供给侧改革的理念。

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方面，往往不如第三方、社会机构、专业机构。但通过PPP建设，最终提升了效率和品质。

NBD：如何解决民间资本对PPP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徐飞：首先，在最开始设计项目时，就需设计好一些基本原则，如付费如何保证？合理利润区间是怎样的？PPP往往是微利、薄利。若利润太低，不符合投资者利益。利润太高，又达不到提高服务同时惠及广大老百姓的目的。合理的区间在一开始就应设计好，找到利润平衡点。

其次，这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但不要一味压低价格，没利益就容易异化。实际上，不是标的价格最低的就应中标，而是在成本和质量之间有所平衡。

NBD：观点认为，推进PPP，国企应更多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您如何看待？

徐飞：我同意这一观点。实际操作中，国家和相关部委应出台政策，或是宏观指导意见，科学划分出哪些是鼓励的、限制的领域，哪些是禁止的领域。

国企做PPP项目，原则性地应退出那些竞争性的领域，而更多交给第三方、民间、国际资本来做，不与民争利。

记者观察

PPP项目若良性运转 政府与民资需当好“球员”

◎每经记者 杜冉乐

今年初，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曾乐观地说，“2015年是PPP模式推广的元年，2016年可能成为PPP模式落地的元年。”

PPP项目运作自2014年来在中央倡导及推动下，本着“降低地方债”这一重要初衷，在国内快速落地，尤其2015年开始爆炸性增长。

如果之前PPP项目是“跑马圈地”，那么今年关键还在于做好顶层设计，也就是让PPP模式如何规范落地。

PPP召唤百万亿融资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教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从新型城镇化视角出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实现“三个1亿人”城镇化，大约需要30万亿元。

不过，30万亿元这一数据并非全部的资金需求。李国平说，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解决“三个1亿人”，还有其它工程和提升已有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等，因此资金（融资）需求应超过100万亿元。

管清友援引财政部PPP中心综合数据平台的一组数据说，截至2016年2月29日，全国各地共有7110个PPP项目纳入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总投资82750亿元，其中签约金额为4954亿元。

就上述庞大的PPP项目数量及投资金额，他总结说，项目涵盖领域广泛，且更多集中于市政、生态环保等领域，项目地区分布广泛但发展进度不平衡，项目数量及投资额均居前三的是贵州，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为积极，同时这些项目多处于起步阶段，进展速度不足。

为何云、贵等省份如此热衷PPP项目？实际上，这些地区不仅经济欠发达，地方财政也相对薄弱，随着土地财政日渐式微，地方债务负担也越来越重，但近两年GDP增速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让这种后发优势更具有可持续性并注入新的活力，让民间资本充分参与进来，无疑是助推当地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源。

作为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亚平，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完善PPP模式的顶层制度。在中国PPP创新发展论坛上，吴国平直言，要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滥用”PPP模式。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从PPP项目牵头单位来看，上至财政部，下至各省份的财政厅（局）等，PPP项目运作的政府色彩本身较为浓厚。另从相关数据来看，尽管投资量大，但民资占比仅为10%左右，这说明民资对其仍持观望或不信任态度。

顶层设计重在“制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会主任委员贾康说，PPP机制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关键是如何管好地方政府及代表其出资的国有资本之“手”，不至于让民资沦为JQK（勾住民资，框住民资，PK掉民资）的尴尬局面。

在贾康看来，地方政府及国有资本应与民营资本一样，都需当好“球员”，而不是“裁判员”，谁是裁判员呢？“裁判员”应是各级法院。

在具体的PPP项目运作中，该如何让制衡机制更有效？吴亚平给出了几点重要建议。他说，可融合基本建设程序与PPP操作流程，建议在可行性报告审批时，对PPP实施方案一并作出决策和审批；明确PPP项目管理制度，像项目建设可让社会资本自主决定，具体到项目资本金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是否实施、如何实施。

“明确PPP项目的适用政策”与“重塑职能职责和分工”也纳入了吴亚平的建议之中。他认为，部门分治给地方和社会资本造成了很大困惑，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坚决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的原则，建立PPP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PPP全过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社会参与机制等。

在实际操作中，不少专家与操盘手均反映PPP过于复杂，属于一个系统工程，如何良性运作仍是一个较漫长过程。PPP制衡与激励机制及具体措施应在长期磨合实践中不断完善，而非现在去设定一个框架，不然将抑制PPP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