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8.5个百分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分年度看，四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7%、48.8%、59.7%和64.6%。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1.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扩大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此前强调，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结构优化。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看，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几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虽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但消费对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主要驱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在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正确引导居民消费预期？怎样在中高端消费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如何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一组“向往美好生活 引导消费预期”系列报道，分为上中下三篇，与广大读者朋友一起探讨关于消费的那些不得不说的“理”“事”“道”，敬请关注。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记者 张洽棠
作为拉动经济发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等。
受访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在三驾马车中，消费主导已成趋势。而消费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为了打破消费升级与供给老化之间的藩篱，在促进新消费等方面则需软硬两手抓。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经典经济学原理，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其本身的直接拉动，也有通过消费变量而诱导出来的其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即间接拉动。所谓消费直接拉动，即是通过它自身，而不是通过别的变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消费低迷，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远远少于潜在的产量，生产能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如果消费过热，超出了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约束，只会形成经济的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所谓间接拉动，是指消费作为初始变量通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增长，如引致投资就主要是由消费的增长等经济行为诱导出来的投资，被消费诱导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消费室主任王蕴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突出表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具体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需求结构逐步趋于优化。最终消费率呈现“U”型变化，2011年消费率由降转为趋势性回升；投资率则呈“倒U”型变化，2012年开始趋势性下降。2011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56.2%，比投资贡献率高出10.2个百分点。随着消费贡献率的提升，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趋均衡。这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社会发展的特征也逐渐由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充分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2年的21.4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2012年提高9.7个百分点。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外生的、粗放的、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外生增长转向内生增长。内生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以消费为主要的增长要素，贯彻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的基本逻辑。以科技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以追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同时，内生增长还必须解决发展失衡问题。
魏凤春分析，内生增长的结果是要形成一个新的主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路径非常清晰的三个主导产业，也就是经济学界非常熟悉的三个朱格拉周期（注：朱格拉周期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的理论）。从必需消费品周期到可选消费品周期再到资本品的周期，经济工作和投资的逻辑非常清晰。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内生增长周期，也就是人力资本周期，这是经济进入新时代的自然选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从较高的水平向下走，2016年的数据约为38%，这是中国消费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一直在下降，自然会影响到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居民储蓄动机多元化，消费更多地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教育娱乐等服务类支出，不过很多家庭的储蓄实际上是和住房购买相关的，这在统计上算是投资类行为。三是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关，市场经济导致劳动力市场更加柔性灵活，这使得大家收入有波动，促进了预防性储蓄。四是与进入老龄化进程有关，中国现在还处于老龄化社会中，从消费生命周期来讲，人们生命周期变长，退休以后的时间也相应很长，因此在年轻时会倾向于更多储蓄。据研究，养老金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一直往下走，作为理性的个体，要平滑终生消费曲线，所以会提前进行储蓄。另外，有一些消费是与工作有关的，例如交通、衣着，还有在外就餐等，未来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龄化人口会降低这类消费。
周绍杰认为，这么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比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部门的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有60%左右，我国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打破消费升级与供给老化之间的藩篱
“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63178亿元，同比增长10.4%，消费连续多年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量。”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指出，国家已经进入新时代，人们对品质，对质量，对服务，对个性的需求更加渴盼，而满足这种需求正是商贸流通服务业领域供给侧改革和行业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
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六大消费工程”，实施“十大扩消费行动”，推进幸福产业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中国在走过经济的物质产品短缺阶段后，人们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转为医疗、教育、养老等美好生活需要，从柴、米、油、盐等基本物质需求换成了琴、棋、书、画等精神需求。而消费升级需要对应的供给升级来实现，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已经从总量的落后，转化为以供给结构性老化为特征的不平衡不充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投入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物质产品得到了极大丰富。2010年以后，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汽车等供给扩张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而钢铁、煤炭等供给成熟产业则进入了供给老化阶段。这些供给老化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同时，大多数制造业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中高端供给严重不足。大量消费者到国外抢购奢侈品，甚至日用品，比如到欧洲和澳大利亚抢购奶粉，到日本抢购马桶盖等。
据统计，中国消费者2016年在海外购物的金额达到6.4万亿元，而中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不过33.2万亿元。滕泰认为，造成中国经济近几年持续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在中国消费升级的需要和供给结构老化的经济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选择。
王蕴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解决居民消费的供需不匹配问题，核心是正确把握和顺应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总体趋势，路径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居民消费正加速向“住行消费+服务性消费”的双支撑型结构升级，供需不匹配问题集中体现在新兴服务性消费领域，激发服务供给活力和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是提升供需匹配度的关键。具体包括：
一是加快推进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服务供给活力。在进一步明确政府保基本、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激活体制内资源、调动体制外资源，着力优化服务结构、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
二是落实以“包容审慎”为原则的监管方式改革，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主动对接供给创新要求。
三是消除所有制歧视，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周绍杰表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要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前者，很多要素的配置效率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存在密切相关，这需要深化改革，例如简政放权、营改增等。对于后者，当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接下来主要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周绍杰认为，对供需双方而言，一方面存在过度供给，另一方面也有过度需求，但是市场没有办法满足，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从消费的总趋势看，服务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之间的匹配，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更加有创新性，国内的企业应该更加发挥工匠精神，像日德学习，他们是深度老龄化社会，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挖掘出中国人的真实需求，同时政府应该做好“放管服”，规划与监管并重。
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政策红利
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明显，新兴热点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工信部部长苗圩介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有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此外，信息消费规模由2013年的2.2万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9万亿元，年均增幅达21%，间接带动经济增长10万亿元以上。家庭居住、个人穿戴、医疗健康等新型智能硬件层出不穷。线上线下融合业务创新活跃，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持续扩大，交通出行、旅游住宿、餐饮外卖等领域的新型消费迅速兴起。
网络消费也增势迅猛。数据显示，我国网络零售额从1.3万亿元猛增到5.2万亿元。我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国。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5064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8945亿元，同比增长76.8%。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要来自于创新型消费、服务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的结构与消费的结构更加匹配，这也意味着未来消费增长的空间会更大，除了物质文化方面，休闲、养老、教育等各方面消费都会成为新的消费亮点。
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赵萍认为，这说明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如何破除影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的政策红利，非常重要。与以往利用补贴政策促进消费的方法不同，未来促进消费增长，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放管服”的改革使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也有专家指出，内贸流通环境对消费基础性作用的促进尤为关键。5年来，从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的综合试点，到打破10多年汽车品牌授权销售单一模式，再到进一步健全肉类、食糖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我国流通体制改革提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日趋完善。全国城乡流通体系日趋健全，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线上线下融合的内贸流通体系。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8%降至2016年的14.9%，社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0%。
下一步，内贸流通改革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涵盖创新发展机制、营商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37项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王蕴认为，在改善消费环境和扶持新消费方面，主要应在软硬环境建设两方面发力。在硬环境建设方面，重点是完善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的完善，如商贸流通网络、互联网设施、售后服务站点或平台的建设等；在城市地区，重点是现有基础设施的布局调整优化。在软环境建设方面，主要是促进质量提升和鼓励创新的相关制度完善。继续推进“同线同标同质”的“三同”工程，不断完善消费品质量检测保障体系，完善不合格产品召回制度，健全产品溯源性制度等。加快研究制定完善有关服务行业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商业模式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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